我故意大声回道：“臣不敢，《盐铁论》中的确没有说过青苗法，却说过官营盐铁于民生之害。”
但凡官营垄断的东西，质量往往粗糙，给百姓造成很多困扰，这种种弊病，是当年的文学贤良攻击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大理由，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时候提出这个引子，是因为我知道新法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由地方官去市集卖东西赚钱了。王安石对这种计划经济的喜爱，真是到了变态的地步，古往今来，没有做得这么过份的。
皇帝是聪明人，很快就是明白我的立场，但是却微笑不答。
我接着话题说道：“青苗法本是善法，然而一由官府主持，善法必成恶法，还请陛下明察。微臣以为，青苗法不必废除，也可以去其病而成其利。”
皇帝看我的眼光里都有点急切了，不过他还是矜持的保持着微笑。
“……臣以为，国家之弊，不在于岁入太少，而在于岁费太多。本朝文武官员兵丁士卒为历朝之最，且官员致仕后又有恩宠，月俸照常，而陛下又仁爱为怀，使得国家冗兵冗官虚耗国库。相公裁官精兵，实是良策。臣以为，如今之官吏，可减至二分之一，兵卒之数，一二十万足矣……”
皇帝吃惊的看着我这个比王安石还要激进的改革主张，打断了我说的话：“一二十万兵卒，国家秋防岂不荡然无存？”
我又向皇帝细细的解释着，我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炼铁方法，并且向他描述了火枪的一些特点，希望皇帝给我一座铁山让我研究这些东西，至于费用可以由我自己负担，不耗国库一分钱，只是怕有嫌疑，希望皇帝能批准。另外我和皇帝讲到一种新的合作社体制，让地方的士绅三老族长公议，组成合作互济组织，由这些机构来推行青苗法，而一些被裁减的官员，可以让他们组成观风使，去这些合作社监督执行情况，并且和当地的父母官进行协调。我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推进到乡村，让帝国政府更有效率。
这一番解释，真是耗费时间。我上午进宫，和皇帝连饭都没有吃，一直谈到晚上。皇帝心思也较慎密，很多地方很问得很详细，我也不厌其烦的慢慢解释，力求皇帝能够明白这种方法的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本有这种合作互济社的雏形，宋代的常平仓就是一例，我的构想只不过是更加精密完善而已。
到晚上告退的时候，皇帝已基本接受我的意见了，但是他还是要我第二天上个详细的条陈。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一方面他肯定要和大臣们商议，并且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把李一侠和段子介请来，开始详细这份奏折的写法。因为事先我并没有和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构想时，也是相当的激动。
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一向是很累人的，不过这两人倒是真的有经世济用之材。很多地方能够提出不错的补充意见，就这样，由我构想，他们二人补充，段子介执笔，李一侠润色，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就派人去询问学院里的学生，再仔细思忖下笔。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奏章才算写完。这篇奏章即是著名的《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其中详细阐述了合作互济社的构成、地位、作用与优点，并举出了许多的事例进行推理分析……可以说完全是不厌其烦，因为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推行青苗法，还涉及到把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散官改为职事官的问题，所以行文之际，更加注意严谨。另外在札子中，我提出了把两分利减为一分利的主张。
当天晚上我即把这篇奏章递了进去，皇帝看了，赞赏一番，赏了锦袍玉带给我。我又请旨公开发行这篇奏章，也被恩准。
《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很快以最快的速度印了出来，因为我这里的针对冗官的地方主要是向阶层较低且无职权白领俸米的散官们开刀，所以预料中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小。旧党对青苗法非议最多，而我这种措施被司马光赞为“老成谋国之言”，而三朝老臣韩琦也多有夸奖，可以说是受到旧党的一致支持。（旧党们非常重视“祖宗家法”，我的札子在他们眼里，虽然有一些改革，却和之前常平仓的本意更加相近，在旧党眼里，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比较不利的是，这些话很伤王安石的脸面，他对我也开始有防范之意，只是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赞扬这一篇对策是“良策”，因为我在奏折里也是称赞青苗法本身是不错的政策，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结果本来我以为会受王安石强烈反对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朝野受到一致的好评。而我的声望此时如日中天，士绅们都称赞我有经国之材，百姓们高兴他们可以和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面对那有理说不清的官家……《合作社札子》的单行本很快被大卖，甚至传到了辽国和西夏，辽主看了这个对策，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凡有眼光的，都知道这份对策可以有效的缓和大宋国内的矛盾，保证青苗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只是他们却想不到，这份对策有其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标志中国有史以来，帝国政府第一次开始把行政之手伸到了乡村，虽然是自治性质的东西，却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一次相当重要的变革，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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