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龙腾小说ltxsba.com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
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
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
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
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
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
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
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
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
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
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
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
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
史台独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
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
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
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
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
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
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
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
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
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
神宗
曾布
吕惠卿
李定
邓绍
舒曼
王雾
谢景温
蔡卞
章谆
吕嘉问
反对派
司马光
韩琦
富弼
吕晦
曾公亮
赵护
文彦伯
张方平
范镇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
范仲淹
孙觉
李察
刘恕
吕公著
韩维
王安礼
王安国
刘挚
苏颂
宋敏求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
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
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绪等诸人。他的
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
“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
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
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
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
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
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
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
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
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
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
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
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
“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
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
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
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
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
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
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
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
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
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
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
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
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
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
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
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
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
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
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
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
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
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
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
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
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
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
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
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
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
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
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
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
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
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
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二
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
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
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
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
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
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
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
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