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池汇报说，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
朱敬伦点了点头，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不愿意跟官府对抗。
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由来已久。几年前，就是他们的怨气，被曾国藩所激，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放弃了那些学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怨更深。
这两年来，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过了八成，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
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彻底完善乡村教育。
朱敬伦以为，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改革用不会遭遇抵制。
可事实上，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
朱敬伦突然现，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他失败了。
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闹到现在这样子，虽说滑稽了一点，但这堑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而不是耻辱。”
他自己都没想到，教育问题闹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在欧洲生不了这种事，在日本也生不了这种事，但是在中国生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教育对这个民族，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
因为重视，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种信仰，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和衣服，就爆了大规模的起义，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育，恐怕引起的反弹不会比剃易服小，让中国人不穿宽袍大袖，让中国人留辫子，他们会造反，让他们不说中国话，不写中国字，他们更会造反。
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他们极为看重文化。反观全世界各国，普法战争后，都德写了一篇最后一课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以后不能写法文，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韭，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起义。
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废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新加坡在李家时代，废除了华文教育，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跟大6的奥数热情似的。
所以几千年来，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樱了。
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他们为什么要疡攻击学堂。
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
“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
朱敬伦叹了口气，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也能用来破坏治安。现在看来，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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