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更多小说ltxs520.com除了这种解脱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因为这是种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其信仰各异，但是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的。但他们不把它称作“超凡入神”，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一点”技能的方法。他国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的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于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而像尼采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许多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生动描写。而这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2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到：“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3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限定，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还理解为为使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空隙可言，从而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果的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到好处的努力它就能使其控制胆大妄为的心，所以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慌乱。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益处，准确地说，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就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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