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不讨论国有股问题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更多小说ltxsba.com还有就是我们集合起这一代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2001年秋，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豪情满怀地对我说。
1999年以来，随着基金黑幕、庄家吕梁、亿安操纵、三九挪用、银广厦造假等一系列事件被曝光，当泡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时，泡沫正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破灭，恐慌在人们心中来回放大反射。2000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其后，在此双重作用下，2001年7月23日7月31日的一周内，股市账面财富蒸发掉6353亿。资金链条陡然崩紧了中国金融业的神经。
中国再也不能对证券市场的结构型缺陷熟视无睹了。如果不能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如果不能还其创造财富的本来面目，就只能坐视其黑洞效应越扩越大。2001年，中国1143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3元，比起1997年的0.24元已经下降了45.8％，也就是说其平均创富能力已经下降了45.8％（据《新财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说其正吞噬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果也不过分。
从华尔街回来的刘啸东先生，对国有股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他说，如果上市公司国有股占了50％以上，公司治理是很困难的。大股东说了就算了，权力制衡就不存在，坐庄、关联交易等一切都会衍生出来。
一位来自华尔街的海归人士和一个中国内地的记者，基于对中国问题的共同思考，竟然很快相互应和起来。刘说，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那么接下来马上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有上亿的人要退休，失业需要社会保障，需要大量的社保资金。那么最现实有效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国有股的变卖或运作中来，只有当国有资产作为资产来流动，才能增值。而这正是我在1999年扬子改制之后的设想。
但现实的难题仍然无法逾越，那就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减持国有股。从1999年扬子改制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的股权转让，现在更因上市公司化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转让的定价成为国有股减持的矛盾旋涡中心。刘啸东说，如果人为地定价，总会产生分歧，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定价？比如利用衍生产品———权证，寻找一个各方认可的价格机制，如果走出这一步，什么都好搞了。我则拍案叫绝：不谋而合。这时间我也在思考国有股减持的方案问题，也曾想到这个办法———认股权证，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市场的办法，如果能够考虑到某支股票的原有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对原有股东做相对应补偿的话，这将是考虑到各方合法利益，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
这是一个市场的方法，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那我们就不能叶公好龙。
要把股市改造成财富创造的加速器
国有股减持悬而未决之后，若想盘活股市，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回避，宣布国有股减持搁置10年；第二种是必须正视，而在老庄家和新进入者利益博弈僵持不下之后，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达成妥协。
第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原因一，对当前中国所有股民和所有利益集团而言，保持僵持的现状，最后没有赢家，黑洞效应持续放大后，所有的人都会是输家，包括坚决狙击国有股减持的老庄家。因为当此轮股市泡沫破裂后，大多数老庄家深受重创，而中小股民也大多会失去对股市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陪老庄家玩下去的兴趣。老庄家们已被深度套牢，若上市公司业绩继续下滑，老庄家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原因二，如果资本市场的双轨制问题不解决，外资不可能对另类的中国证券市场大规模投资，中国股市必然缺乏新的激活力量。原因三，当股市人气凋零之时，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功能将大大衰落，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是赢家。
与此同时，实施国有股市场化减持的现实条件反而越来越充分。第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当双方较量旗鼓相当，最后可能同归于尽之时，正是双方达成妥协之日。第二、随着人为操控，使某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定价方式流产，市场定价将水落石出，一旦确定市场定价，并用市场方法对老股民补偿的原则，博弈双方蓄积已久的力量才能找到宣泄口，就会通过市场的随机互动达成减持的市场妥协。第三、有一个真理日趋明朗：执政者当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执政原则。国家利益最大化，绝不是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国民利益的最大化，证券市场是“为国民经济服务”而不是“为国有经济服务”。在这个逻辑下，通过国有股减持消除双轨制理直气壮，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