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牛离开了，她要搭乘今晚的飞机前往伦敦。更多小说ltxsba.我也不清楚铆钉率领的大部队会降落到亚洲外的什么地方，不过，约翰牛已经在伦敦组建了一点势力，总有办法和队伍汇合。在阮黎医生回家前，富江和左川决定离开这里，家里当然不会缺少客房，我也不觉得阮黎医生在见到两人后，会将她们驱赶出去，不过，富江和左川仍旧以“寄人篱下不自由”为理由，决定在附近租房间。我将自己将要在这个城市建立神秘组织“耳语者”的计划告诉了她们，两人理所当然是组织成员，她们没有反对，当然，也没有什么兴奋的情绪，这些动作对于习惯了神秘圈内事务的人来说，并不存在好或不好，想或不想的区别，完全就和呼吸一样自然。
大概，也只有第一次遭遇“神秘”，自我认知急速膨胀的人，才会对建立神秘组织去改变世界的想法感到激动和热切吧。很多人总会以为自己的独特，会让整个世界发生以自己为核心的变化，但事实会证明，在一切秩序和非秩序的变化身后，存在人类的常识中无法连系起来的碎片，一旦尝试将其连系起来，就会看到一个黑暗的深渊，藏在深渊之下的某种东西会让人们感到绝望，可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偶然，即便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去对抗什么，去阻止什么。也只是命运的一环，甚至，不需要期待。这个环节在整个命运中占据多大的份量。一个没有人可以单独以自己的认知纵览的剧本在编织着每个人的命运，所有自以为自由的想法，都有可能是被幻觉所欺瞒。
是的，若将自己生命中的一切，那些改变和不改变，都假定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剧本中，属于既定的一幕。那实在是让人绝望的情况。所以，还是将眼界缩小一些。行走在属于人类那片面的常识中，不要去注视黑暗，和那针对命运的疯狂哲思，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在一个“适宜的真实”中——它也许同样充满虚假和幻觉，但至少不会让你变成疯子。
而早就成为疯子，或者，宁愿成为疯子，也要去追寻那深藏在黑暗绝望中的最终真实的人，是不会妥协的，哪怕，最终他们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看到的那些“真实”到底是真实。或仍旧是虚假，又或者已经是自己妄想出来的幻觉。就如同我一样。
我，早就不清楚。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有多少是幻觉了。眼睛所看到，肌肤所触碰到的，耳朵听到和基鼻子闻到的，从他人处听说的。自己从零碎的线索中拼凑出来的，都有可能是虚假的东西。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线索，就可以拼凑出真相，可问题在于，到底需要多少线索？至少，我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足够拼凑出“让自己无比坚信这就是真实”的线索，而且，也已经不觉得，自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线索。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藏在迷雾中，只在偶然的时候才露出只鳞半角，而那只鳞半角却又绝对无法让人想象完全破除迷雾后的真实是什么样子。所谓的“病院现实”，所谓的“末日幻境”，都不过是相对而言的环境而已，而在我的心中，这两者都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基础，也就无法肯定，其中一方是绝对真实。
如果一定要说，有某种东西，可以作为确定绝对真实的参照，那就只有“江”了吧。我曾经假设，连“江”都只是自己的幻觉，可这个假设实在太过疯狂，它会颠覆我之所以为我的基础，所以，我将之抛弃了。
所以，无论富江做出怎样的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也不会去阻止，因为，她即便没有这份自知，我也知道，她就是“江”的一种体现。“江”是我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会去假设和猜测，但却不会真正去尝试理解它的本质和行为，并以“无以名状”和“莫名其妙”视为其基本属性，然后，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尽管我希望将富江介绍给阮黎医生、咲夜和八景，但是，既然富江另有想法，我也就没有反对。阮黎医生和往常一样的时间回到家里时，就我一人如平时那般打着日常的招呼，就像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不过，阮黎医生可没有这么好打发，在这个中继器世界中，过去的“高川”有严重的精神病史，而那段过去自然不可避免成为如今的我的过去，而在之前几十天的相处中，我也在阮黎医生的诊所中做了不少检查，没有一次可以证明，我已经变成了“正常的孩子”。如今失踪了一个星期，阮黎医生虽然没有大发脾气，但也极为肯定——我又发病了。
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所以莫名其妙跑到欧洲还结了婚，这倒是一个“听起来很正当”的理由。当晚，咲夜和八景来找我，但立刻就被阮黎医生强硬地劝离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们，一直觉得，有些事情若说得太明白，会妨碍阿川回归正常社会。不过，他现在的问题有点严重，我也不想让你们因为不知情而感到为难。”
“阿川出了什么问题？”咲夜有些焦急，她看向我，我和她们只隔着一道门缝，于那狭窄的缝隙中，看到她们的侧脸——阮黎医生没有将我捆绑起来，但是，强令我不许离开她的书房，而我则十分清楚，这个命令和我的选择，本就是一种心理测试。这个测试的答案其实并非固定的，因为，决定答案的因素十分复杂，针对当前的环境、状态和阮黎医生过去的观察，只有阮黎医生清楚。我的每一个动作，会在她心中的问卷中处于精神病态的哪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又将成为接下来一些观察、提问、判断和治疗的基础。
若换做其他病人。其实是很难如我这般，明确认知到自己正被施以一种浓烈而有针对性的手段，“尽量不让精神病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精神观察和治疗”是阮黎医生的治疗方案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过，实际情况中，不可能完美达到这种程度，在提问和观察环节。大喊“我没有病”而显得极为焦躁的病人，也遭遇过很多。不过，总体而言，阮黎医生所设计的治疗行为，都会尽量让病人不被“自己精神有毛病”这种想法限制住。
而我，并非是心理专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状态下，针对性去学习心理学知识，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内在因素，让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专家。而我面前的这位阮黎医生，则毫无疑问，是天生有才华，后天也非常努力，将自己所有的事业精力，都放在了这个行当中，且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独当一面的专家。
妄图掩饰自己，只会让自己的破绽更大，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在阮黎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即便我主观不认为，自己涉入厕所怪谈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会主动承认的，毕竟，这并不仅仅关于厕所怪谈这个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将会连锁到更大的层面上，例如：我过去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虚幻。这个结论只要下意识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我宁愿不去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实存在的事情，阮黎医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神秘”毫无经验，我也仍旧需要阮黎医生的帮助，因为我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不会区分“神秘”和“日常”。
最终，我选择了将从厕所怪谈开始，之后经历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阮黎医生，就算是面对咲夜和八景的时候，也没有说得如此详细。我在阮黎医生这里是有“前科”的，关于“末日幻境”的情况，以及我与过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险，乃至于“病院现实”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过去的日记”的方式，记录在文档中，而这份文档，在阮黎医生这里有拷贝，此时此刻，她正当着我的面，将这份档案拷贝调出来，参照这份“黑历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讲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治疗过程。能够将一个故事组织起来，说得有条理，有故事性，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说故事的同时，组织条理和故事性，也能轻易让聆听者更清晰地从内容分析出述说者的心理状态——哪里是负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负面和正面的转化又如何？因为，一个临场创作的，拥有感性的说书人，而所述说的故事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彻底站在彻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将自身的意识和情感变化完全掩盖起来的，而在疏离故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摆脱故事发生当时那些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情绪思维的干扰，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去了解自己，纠正自己。
这种治疗方式，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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