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亲复仇，自古以来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临漳学宫中，公羊高在对众人阐述他的“大复仇”理念。
“王亥在有易氏为客而‘淫’有易之妾，有易之君绵臣杀王亥，是故王亥之子上甲微从河伯氏处借师而伐有易，灭之，遂杀绵臣。”
“宗周末年时，秦仲在西犬丘被西戎攻杀，其子秦庄公继位，生子三人。过了一代人后，秦庄公死，本应该由长子世父继位，然而世父却说：‘戎杀我祖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于是世父便将君位让给弟弟秦襄公，自己带兵前去攻击西戎。”
三代之时，血亲复仇曾是礼仪，规范着世人的生活，它也是一种道德律令，引导着当时人们的选择。
‘春’秋时期去古未远，这种古老的习俗得以保留，所以这时候，同时又是复仇现象最为频现的时期。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楚人的复仇。
这次伍封刺杀案的几个涉及人物：伍子胥、伯嚭、屈敖，他们的祖辈或者自身，都有参与血亲复仇的事迹。
屈敖的祖先子灵（屈巫臣）因为族人被楚国的令尹、司马所害，遂助晋国谋楚，最后让自己的两个仇人疲于奔命而死。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入吴伐楚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不需赘述。而伯嚭的祖父伯州犁被楚君所杀，伯嚭也跑到吴国和伍子胥合作谋楚，最终跟他一起鞭尸报仇……
有这么多先例在，伍子胥之子伍封会拾起父亲当年走过的路，杀死仇人，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经去过叶地，向孔子询问为父母复仇之道，孔子回答说：‘作为儿子的，若是父母被冤杀，就要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还不能去做官，日夜不忘此仇，一旦在街头遇到仇人，就要拿出随身携带的兵器立刻杀掉仇人！’如此，才不枉为人子。”
“伯嚭因祖父族人之仇而报复楚平王、楚昭王，残破郢都，鞭挞楚王尸体，‘淫’楚王之妻‘女’。今日嚭也因谋害伍子胥而被子胥之子所杀，这世上哪有伯嚭可以报仇，别人却不能找伯嚭报仇的道理？纵然他身首相离，也是咎由自取，何怨之有？”
在一边赞同声中，公羊高结束了他的阐述。
说起来，不但是孔子，整个天下，哪怕是被复仇搞得差亡国的楚国，从官方到平民，都对血亲复仇极其推崇，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曾经亲自手刃仇人的上甲微、子灵、伍子胥，乃至于年轻时候的伯嚭，他们那种坚彻刚强的意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复仇‘精’神，都受到了舆情的同情和颂扬。
然而事情总有例外，虽然公羊高以及邺城的大多数人一致认为，伍封的行为大快人心，不但应该无罪释放，反而要加以表彰。但大理寺却不认这个理，自古以来一直天经地义的道理，在赵国的律法面前，却不被承认了……
邓析为首的大理寺法家官吏们，是坚决站在‘私’人复仇的反面的，他们指着《赵律》上“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的条款给在大理寺‘门’前喊冤的人看，认为伍封的作为已经触犯了这条法律，且造成了故意杀人的罪，依法应当严惩不贷。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邺城人本就对伍封十分同情，当社会舆情、民众的固有观念和律法条文产生冲突时，造成的是法律部‘门’与整个邺城社会的敌对，一股‘浪’‘潮’开始席卷邺城，为伍封喊冤的呼声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大理寺便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中，他们要依法判决，却遭到了整个赵国民情的反对。虽然告诉自己这是对的，但一出‘门’就被百姓用白眼鄙夷，说他们是为‘奸’佞张目，残害国之栋梁的酷吏，理官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整个律法部‘门’在这件事里，有些里外不是人了。
好在赵侯似乎一直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并没有迫于舆情对大理寺施压放人。但奇怪的是，赵无恤却并未对舆情加以镇压，似乎乐见其成地坐视其发展……
……
邺城风起云涌，长乐宫中却一片平静。
“要是不让人说话，寡人开临漳学宫意义何在？还不如直接一纸禁令严禁学术，焚毁诗书杂学，万马齐喑好了。”
日居殿内，当太子恒有些着急地来询问此事时，却见赵无恤仍旧在不慌不忙地处理其他事情，只是淡淡地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寡人可不做周幽王。有时候，民间积累的愤懑需要适当泄洪，反正邺城人针对的是大理寺这次的判决，而不是法律本身，更不是赵国公室，邓析都还能撑得住，汝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