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寇，若按如今的速度‘花’销下去，明年秋收之前，三邑府库里的钱帛就将告罄了！”
计侨此说并非空‘穴’来风，他手上用“周髀数字”写满的简牍正是今年的进账和明岁的预算。
他苦口婆心地说道：“自从鲁国百年前初税亩后，便开始变籍田彻法为收粮食税，但司寇为政后，不仅焚毁了往年积压的债券，还将今年的秋税几乎全免。所以别说刚入手一月的郓城，连统治了小半年的甄、廪丘也没多少赋税收入……”
对于这一，赵无恤自然有自己的理由。
他答道：“重农第一，是我前些日子召集诸吏公议时制定的根本之法。古人言，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所以想要封地富裕，不能不重视粮食，这个道理，计先生应该知晓。”
无恤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以往卫、齐、鲁三国官府都一个德‘性’，征税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人只好向邑寺、宗族或者商贾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征课，所以才会积压那么多债券。
此外还有官府勾结商贾，在收获季节故意压低粮价、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赋、丘甲和各种劳役等压在农民头上。于是一年四季下来，从事农稼往往只能苟且养活一户人家，一旦遇上灾年，每家饿死一两个人是寻常事，所以才导致了大量农人向大野泽逃亡的情况。
无恤对此也是痛心疾首：“农人外流，这正是粮少而民户没有积蓄的缘故。何况大军过后，必有灾年，师之所处，荆棘从生，三邑才经战事蹂躏不久，虽然因为我的缘故，晋军并未劫掠，但依然年景不佳。何况还要应付我的征召。我如何忍心让民众因为这缘故破家散财，卖儿卖‘女’，又如何甘心他们在我治下也涌入大野泽，增加盗跖的实力！？”
计侨哑然。但还是说道：“虽说此举是为了稳定三邑人心，让战后经济恢复，但也未免太过，少量降低即可。如今已经入冬，三邑农事是没指望有任何收入了。至少得到明岁夏初，冬麦成熟后才能有进账……”
一年半时间，粉食已经从晋国传播到了宋、齐、曹各地，连鲁国也开始遍地开‘花’起来，鲁国工匠本就心灵手巧，只要见过石磨的实物，仿制起来又有何难。甄地和廪丘虽然都早早建起了磨坊，但随着技术的传播，麦粉的垄断‘性’是越来越低了，没有出现计侨期待的暴利。
他对此十分不爽。又提高了声音道：“半年来的‘花’销实在太大，司寇不能不加以重视。修整墙垣、道路、沟渠是一笔开支。实施新政，不再授予属吏食田，所以邑吏们每月都得发放俸禄，入秋入冬后还得赐袄子裘服御寒一笔开支。”
“而耗费最大的，还是司寇养的近千名招募兵，彼辈不事农桑，平日只专注于训练和剿贼，兵甲‘精’良，月月都要有替换。死伤皆有抚恤。对征召兵也太过优容，晋国诸卿征兵，彼辈还要自带衣物和兵器，司寇这里却是一应提供。战后若是有功，还会赐衣赐褐赐粮，‘弄’得民众喜于征召……
无恤笑道：“民众喜于征召，不再刻意逃避劳役，这不是很好么？这正是薄税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也。”
计侨说的这些事情他都清楚，但无恤前世看过《国富论》，里面说过，做作君主，无论是大国还是小邦，或者一个封邑主，都得履行多种义务，同时付出诸多‘花’费。
比如，君主的第一项‘花’费，是尽力维持其尊严。所以要有一定的钱帛用来修缮府邸，制作衣物冠带，维持出行的车马仪仗，年节时向相识的贵族赠送礼物。这些东西恰恰是赵无恤最省的，对此，计侨倒是极其欣赏，勤俭一向被世上贤士所颂扬，比如中行穆子简朴，中行寅奢侈，所以父子两人才在天下士大夫间有不同的风评。
更为重要的还是第二项义务，既保证领地安全，为此君主要付出大量费用，使领地不受邻邦、盗寇的横暴与侵悔。所以无恤才需要养常备兵，每隔一天就训练他们，同时加固城池，制作战争器械等。
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是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的运转。三邑的官署、刑狱、从邑到亭里的属吏，开通道路，疏通河流，开挖沟渠，建造有利于农事的水利器械等。还有赵无恤筹划的仿照孔子、少正卯‘私’学，重振公学，在国人中推行‘蒙’学教育事业，都属于这方面……
三管齐下，府库内的钱帛才会消耗得那么快。
自从来到濮北后，计侨看着日渐减少的积蓄可愁坏了，赵无恤却不管不顾，自行领兵在外面大打四方。
他憋了好久，便一吐为快道：“若是平日还好，子贡在陶邑经营侈靡之业，每月都能换取数千石粮食输送到甄地。这便是半年来濮北收成较往年少，却不至于饥荒，还能分予中都一部分粮食的缘故。”
“可一旦开战起来，就比如说这次，司寇动员数千之众，仅仅出百余里，在鲁国境内作战一月，却依然日费数金。”
一旦涉及到支财政问题，计侨可是毫不留情面的，他严格地把控着每一处支出，每一笔账都要带着数科的学生们‘精’打细算过，赵无恤的管家可不好当！
